2003年，你（妳），
當時正在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呢？
就在這一年的剛開始，黑暗大陸上的一個國度裡，
天天上演著讓你（妳）以為只有電影裡才會出現的情節‧‧‧
一個殘酷的事實…
..達佛地區遭到殺害或在衝突中死亡的人數 38萬人
逃到鄰近國家的難民人數 300萬人
而台北市的人口也不過 263萬人
每個月增加的死亡人數 1萬人
約等於東吳大學的學生總數
Stop Talking, Start Action.
。校。園。連。署。
時間：12月10 – 14日
地點：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綜合大樓2樓擺台處
方式：請將連署信投入「救援達佛」透明信箱，我們將於12月14日 一同寄出 你的連署可以拯救一條性命！
。校。園。影。像。展。
地點：將出現在綜合大樓你沒想過的地方
內容：將告訴你
1. 達佛在哪裡？
2. 發生了什麼事？
3. 現況如何？
4. 為何要連署？連署的訴求對象是誰？
。「達佛日記」放。映。會。
時間：12月12日星期三 13:30-15:30
地點：綜合大樓B407
。向。世。界。發。聲。
方式：影片製作 請在擺台處與你所認同的標語合影，活動結束後，我們將製作成短片，放在YouTube上，向世界發聲： I do care！
活動網址：www.scu.edu.tw/hrp
活動聯絡人 人權學程組員 楊詩諭 28818471分機 6952 hrp@scu.edu.tw
2007年12月9日 星期日
2007年12月3日 星期一
2007阿富汗和平營全記錄
（作者：劉佳昇、王瑩芬與許惟豪。）
前言
阿富汗，到這個地方之前，我們用了許多的符號去想像這個國度，貧窮、戰亂、沙漠、伊斯蘭、追風箏的孩子……。到了阿富汗，我們用了更多的詞彙，去紀錄所謂的真實，對異文化、和平想像的建構，在一個戰爭威脅的環境下。
四月初，正值一個星期的春假，南韓組織The Frontiers的兩位朋友─Song和Kim─來台灣拜訪我們。去年一次的誤打誤撞，我們四個台灣人參加了他們夏日在東帝汶舉辦的和平營隊，雖然短短的一個月活動，卻經營起我們一段持續的友誼。
我們就這麼不期地相遇了。這個夜裡，我們聽Song和Kim講著他們對我們的好奇、鼓勵和感謝，他們講著他們對將來的計畫和目標，他們講著自己的家庭和小孩，他們講著東帝汶、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尼的近況。Song的心是浪漫的、熱情澎湃的，Kim的心則是沉著的、條理分明的。
我看著眼前這兩位年已四十的朋友訴說著理想，心中不禁想著，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無情讓人心變老？還是自己的投降讓自己變老的？他們的外表已充滿歲月的磨練，但心中的熱情竟比我們四個小鬼頭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的夢想，他們的行動，不正是我也想用青春去追求的夢嗎？
春假尾端的下午，我們在機場送走了Song和Kim。一瞬間，突然覺得很輕鬆，我們緩慢地走向停車場，開著車返回台北。回台北的一路上，Mini和我都顯得沉默，除了有種工作結束的放鬆外，彼此也都在想著什麼，而就在一處路口等著紅綠燈時，我開口說了一句話：
「我決定要去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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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前的挑戰與期待
就在Song和Kim回去南韓幾天後，Mini和我確切決定了今年要到阿富汗一趟，於是就這麼的開始了籌備工作。除了準備申請青輔會方案的計畫書，也透過東吳大學人權學程尋找這次的同行夥伴，更重要的是得不斷的與The Frontiers密切聯絡，詢問阿富汗當地情況及簽證事宜。阿富汗之行，就像阿富汗這個地方一樣，充滿許多波折和挑戰。有如一千零一夜裡所述說的故事般，遮蓋著一副神秘面紗。
終於，在詢問了幾個有興趣的同學並經多次討論、協調後，找到了這次共赴阿富汗的夥伴─Mini、Hao、Yu、Leo─一同組成和平遠征隊。接著，挑戰馬上就出現了，我們幾次詢問後發現在台灣是無法辦理阿富汗簽證，台灣在近中東伊斯蘭國家設有的代表處並不多，阿富汗即是其中一個沒有代表處的國家，因此要在台灣直接拿到阿富汗簽證是不可能的事情。於是在與The Frontiers商量之後，我們決定將護照寄至南韓由他們統一申請NGO Worker的簽證。
這是一次漫長的等待，將護照從寄去到拿回，整整等待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等待簽證核准的同時，我們在台灣也沒有停止準備工作，一次次的聚會我們互相分享和討論著各自收集到的相關資訊，從氣候、衣著、飲食、物資到阿富汗歷史、文化、宗教等等事項，都是我們在出發前必須先作的功課。因為我們知道，挑戰從來都不會停止找上我們，所以我們得在台灣就瞭解一些初步的狀況，好讓我們至少可以先順利的與主辦單位碰面。
出發前一個月，一封突如其來的外交部公文，打亂了我們準備的步調，黃默老師與人權學程也因此再次與我們商量是否仍舊繼續進行活動。
其實我們可以理解外交部、學程以及老師的擔心，畢竟阿富汗真的很遙遠又高風險，會發生什麼事也說不準，The Frontiers又是習慣性地什麼事都不確定。但是，還是希望大家相信我們，在國際上一片打擊恐怖主義的口號下，我們依舊選擇用自己的眼睛和腳步去感受這個灰色的國度，因為人生就是一場場的賭注，如果因為有風險就怯步，那有很多事情都會做不了，我們是抱著決心和勇氣在往前走。
預定出發日期的前十五天，我們收到從The Frontiers寄來的包裹，我們的護照回來了，而阿富汗簽證就靜靜地躺在簽證欄的某一頁裡，等著我們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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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降落喀布爾，沙漠、荒山與孤寂
7月21日。費了好一番功夫，我們終於找到The Frontiers的工作人員，Paco，白白胖胖的美國人。我趴在車窗看著一幕幕向後飛逝的景物，偶而能和他們四目相接，不過那種感覺就像看紀錄片一樣，只是剛好對上焦距，自己一點臨場感都沒有，因為現在我還只是個觀光客，看著戴小圓帽的阿富汗男性、穿著布卡的女人、軍隊戒守的森嚴、小市集零散的喧囂聲…顛簸的石子路翻攪我胃裡的食物，在我要嘔吐的同時，抵達我們的目的地。
白楊樹排列在街道旁，我們住的房子有扇通向雙扉的鍛鐵大門，大門開啟後車道延伸直通兩戶宅邸，左側就是The Frontiers’ office，我們暫時停留的地方，右側住著一戶富裕的阿富汗家庭。
Hee Eun帶著我去挑選阿富汗當地的服裝換上。阿富汗的傳統服裝，男生和女生的差異不大，都是穿著褲裝，然後再長袍蓋至膝蓋，女生的服裝有亮片圖樣顏色也較鮮艷，還有一條包覆臉部和頸部的圍巾。
7月22日。清晨五點鐘，窗外傳來穆斯林晨禮的祈禱聲。我從睡夢中驚醒，瑟縮在睡袋裡，看著斑駁的天花板，我…真的…真的到阿富汗了。我躡手躡腳地走出房門，身上還穿著睡衣站上陽台，雙手環抱抵抗寒意，眺望山邊的旗幟飄揚，天空晴朗無痕，在我享受早晨的同時我突然瞥見一個人影，嚇的我躲進屋裡，才第一天我就變得入境隨俗。我笑我自己，因為我身穿一件短T和男用四角褲，這樣走出房門是被禁止的，或許被山頭的人影看到，他會因為我的過度裸露對不起阿拉觸犯戒律。
在喀布爾的早晨一共會被吵醒三次。第一次是晨禮祈禱聲，第二次是掠過天空的軍用機，成群結隊不可勝數，我都懷疑是不是戰爭爆發了。第三次是鬧鐘。八點準時QT（因為The Fortifiers 是基督教團體，早晚都有閱讀聖經然後分享討論的時間），早餐是我分配到的工作，很簡單：把飛盤大的Nan餅從圓心剪成數塊小扇形，再煮一大鍋沸水丟進茶葉，一杯熱茶和沾有草莓果醬的Nan餅對我來說就是一種奢求。Training大約一周，這段時間給予志工們熟悉彼此和準備Peace School將表達呈現的課程。
今天我和Leo必須到阿富汗的辦事處去辦理居留。進入之前必須搜身檢查手提包包，我仍記得我被留在檢查哨的物品：翻譯機、隨身藥盒、手機、水瓶和衛生棉條。五項物品的相互關聯很難被找出，就這樣我和它們短暫的分離一下子。替我辦理居留證的是一個阿富汗年輕男性，他說著一口流利的英文，在我低頭填寫居留證的同時，他問我從哪裡來、幾歲了和是否單身。
在伊斯蘭文化中，男女之間的界線壁壘分明，但是他卻稀鬆平常問我許多事關隱私禁忌。因為外國女人在阿富汗是一種很特別的身分。我能夠和阿富汗男性暢談國家與世界；也能和阿富汗女性深談婚姻與家庭。言談中，他們和我們一樣渴望未來，一樣期待和平與真正的寧靜。
7月23日。被塔利班綁架的23名韓籍NGO worker，這事件在阿富汗讓許多的外國人十分震驚也心生恐懼。特別對The Frontiers而言，他們更感同身受。
這裡的天空，常有風箏飛翔，竹子、黏膠、線和紙製成四方形的風箏，在天空旋轉、急降、躍昇、飄揚。我想起The Kite Runner這本小說。哈山也在這片寬廣的天空放風箏嗎？哈札拉族是蒙古人的後裔，塌鼻子黃皮膚，聽說和華人很相似。她們是阿富汗多民族中，最受歧視的一支種族。塔利班坦克車摧毀巴米楊大佛，在戰火之後我們還能找尋和平希望嗎？
在喀布爾受訓的每一天，我們藉著團體活動傳遞和平、團結、合作、尊重和原諒，希望透過教育改變阿富汗的未來。阿富汗基礎建設正在開始：砂石湮飛的道路正在整平準備鋪上柏油、殘破倒塌的房屋正在翻新、孩童的義務教育正上軌道、女性也逐漸能擁有更多的人權。
晚餐時，草蓆上有著當地的主食：米飯和南(Nan)餅，阿富汗人多以手抓飯吃，很少使用餐具。我也試著用手抓飯吃，試圖體驗失去餐具的滋味，原來生活在現代文明下的我，飯粒醬汁沾滿我的衣襟，狼狽的模樣，都讓我莞爾。
睡前，我們一起待在葡萄樹棚下，樹棚垂著一盞金黃色的燈，傳遞出暖暖的光，來自不同國度的志工，分享不同的故事，透過分享討論，我們總是更接近彼此，因為認同。
7月24日。Mustafa是阿富汗籍的志工，他負責教我們當地語言Dari語以便於溝通與融入當地生活，因為到了巴米楊村落，有許多的小孩不懂英文，更正確的說，孩童參加Peace Camp主要是為了學習英文。這件事大大的讓我震懾，全球化的腳步迫使我們學習，也許只是因為能夠有更好的待遇與薪資。
23名韓籍NGO workers 綁架事件讓韓國政府決定撤離所有在阿富汗的短期志工，這意味著，和我們一起工作的韓國人都必須離開阿富汗。為了此行，努力的鍛鍊體能、不放棄的爭取經費、說服家人的諒解與認同、克服一切的障礙，這些努力我們每一個人都感同身受，因為我們都為了阿富汗而努力，所以離別是這麼的令人失落。
塔利班將被綁的23名韓籍人質分成七個小隊，讓她們在沙漠中不停的行走，沒有食物也沒有水供給，證實已經有一名人質死亡。
7月25日。The Frontiers決定前往阿富汗北邊的城市Marja Sharif，為將離開阿富汗的韓國人辦理巴基斯坦的簽證，若能順利取得簽證，她們就能夠加入The Frontiers在巴基斯坦的據點，加入新的志工團隊，不至於遣返回韓國。
Demi和Nagiba早上告別了大家，出發到喀布爾北邊的城市Marja Sharif，雖然短短的距離但仍要八個小時的車程，此外在沙漠中還有許多的風險，除了塔利班的威脅還有強盜。
今天TF將所有的志工分配到Tupchi和Fortmasti，我和Mini一起分配到Tupchi，那是一個封閉保守的村鎮，因此到了村莊裡，我們必須更注意子自己的言行舉動，平常我們習以為常的互動接觸，都必須避免，也更需要低調行事。多數居民都以地毯為業，因此每天Peace School結束後，我們將隨著學生到家中幫忙生產地毯的工作。新聞證實，阿富汗政府找到一名韓籍人質屍體，沒有手指。……晚上，我帶領著大家一起祈禱，為被綁架的人質能夠早日平安被釋放；為Demi和Nagiba祈禱，希望她們能平安返回；祈禱生病的志工能夠用意志力抵抗生理上的病痛；祈禱我們遠方的家人不要為了我們而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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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與出發的前一天
7月26日，從7/21日到喀布爾之後，已經過了將近一星期，營隊的訓練來到最後一天，隔天就要出發到巴米揚。這天，所有的人進行分組，預計分別到兩個村莊---Tuchi和Fortmasti，協助和平教育與農耕等工作。透過Paco與Hyann對村子概況的介紹，我們的心情充滿了期待，並且開始建構對於那個地方的想像，Yungdo還放映了去年（2006年）他在巴米揚教小朋友跆拳道的紀錄影片。
關於當地的政治概況，據說Fortmasti這個村子的問題比較需要耐心去面對。村民分成兩個政治勢力，衝突持續了好幾年，原因來自於塔利班執政時期，這裡的居民受到迫害，有一些人因此成為難民，逃離村莊到了巴基斯坦，直到塔利班垮台之後，他們又回到村子。然而，就在他們離開的這段期間，另一些人接收了他們的土地，等到他們回來之後，想要拿回原來自己所屬的土地，於是兩方的人時常進行土地的爭奪。
甚至，小朋友也捲入了大人的戰爭，到Fortmasti當義工老師，有時候可能得解決小朋友之間的紛爭。另外，據說對於外國援助者的進入，兩方居民都不同意任何一邊接受外援，因為一旦任何一方接受外來資源，可能會打破勢力的平衡。就像和尚挑水的故事一樣，結果大家都得不到好處，2003年曾經有國外NGO進入，試圖提供當地農業技術的協助，但是最後也在農地的爭奪問題下，使得NGO被迫退出。
除了政治概況的介紹，也提及一些生活的注意事項。比方說每天早上都會有人輪流分配到巴米揚的市集叫做Borzar，採購當天煮飯的食材，但是因為村子很小，負責採買的人，必須低調一點，否則會引來大家的注意，當然女生也得注意穿著以及交談。總之，如同我們到達喀布爾的第一天開始，不管到任何地方，儘管充滿許多「規矩」，但入境隨俗與尊重當地文化，一直都是我們必需留意的。
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得先做好準備。這個下午，準備的工作分頭進行：除了透過分組的競賽，和許多創意的教學思考，來培養大家團隊的默契。具體的工作也進入最後階段。我分到幫忙清點物資，有些物品是事先詢問過當地村民，看看他們在生活上有需要什麼樣的物資，這次一併帶過去；有些則是我們自己炊事或工作所要用的東西。在一樓樓梯堆放物資的地方，我一邊清點著物品，一邊想著該怎麼去面對村子的各種挑戰，還有接下來的兩個星期，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二樓有許多人在曬睡袋，並開始打包行李，感覺得到大家既興奮又期待，不過今晚還得早點睡，因為隔天清晨四點就要搭巴士出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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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營計畫的改變與危機處理
然而，就在7/26這天晚上，我們得到韓國大使館的消息：由於阿富汗政府拒絕與塔利班談判，因此塔利班宣布，所有離開喀布爾的外國人，都有可能是他們綁架的對象。於是，阿富汗總統卡爾札伊，禁止外國人由陸路（可以搭飛機）離開喀布爾。
大家一聽到這項消息，立刻像洩了氣的皮球，因為所有的期待突然間落空了，而接下來的計畫也得全部改變。如果選擇搭飛機，機票又太貴了，不是每個人都能負擔得起。於是，「接下來該怎麼辦？」，成了大家焦慮的來源。
事實上，所謂的志工營隊都具有某種目標，不管是團體的或個人的也好，透過追求某個目標的過程，因此產生意義。更何況像我們費了很多功夫，好不容易才從台灣來到阿富汗，這個機會對我們來說是非常可貴的。於重新去尋找目標，這是在阿富汗和平營無法離開喀布爾的情況下，所積極思考的問題。
主辦單位Frontier花了很多心思去尋找替代方案，他們從過去在喀布爾所認識的NGO團體去幫我們牽線。例如，他們認識來自哈爾濱的中國人，很快的，我們在那個週末7/28（六）就去拜訪他們。從同文同種的親切感中，我們不僅吃到熟悉的水餃與蒜味醬油，並且很愉快的聊了一個下午，交換許多對於阿富汗的經驗，甚至兩岸的政治。
另外，來自印度，由德雷莎修女所建立的博愛之家（Charity House）、還有，由義大利基督教團體（Cartas Italina-PBK）興建的「發展遲緩兒中心」（Educational Centre for Developmental Delayed Children），都是提供我們留在喀布爾，選擇作為替代的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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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圖像的建構
整個和平營的每一天晚上，在結束晚餐之後，就是所謂的討論時間（Discussing Time），時間通常進行1～2個小時左右，大致上的流程是
1、大家一起唱歌。
2、對於當天所發生的事情，每個人發表感想。
3、依照「營隊指導手冊」（Peace Camp Guide Book）安排好的課程，進行討論，大多是思考如何解決衝突，帶來和平。關於和平的思考，第一個禮拜的訓練期間，更是密集的進行，並同時思考作為實踐，放進教育課程裡頭。
這個討論時間，對於整個營隊來說，非常具有意義。首先，這是一個提供大家對於行動反思的機會。這裡不得不提一下，在台灣參加營隊有一種怪現象，那就是所謂拓展人脈、充實自己的經驗往往被擺第一，甚至是為了證書，以後推徵、考試方便；至於，行動的精神與內涵，或者這個營隊所設定要達到的目的，卻是其次的。因此，我們應該時常反思自己的行動，才能對行動中所看到的事情進行判斷。
再來，討論時間也提供了我們對於和平圖像的建構。營隊有來自韓國、美國、喬治亞、日本、德國、阿富汗與台灣，我們常常會以自己國內所面臨的衝突問題，提出來跟大家討論。
有時候在別的國家所發生的問題，聽別人說起來，彷彿就像自己國家所發生的一樣，彼此產生共鳴。例如，我們台灣的會提到政府對美國花大錢購買大量的武器，尋求保護，如果不買還會被美國恐嚇：到時候安全自己負責。因此我們調侃自己說，美國是我們台灣的老闆。這時候，南韓的朋友則會說，他們是美國的兒子。因為美國是直接在南韓境內駐軍，感覺更是強烈，甚至美國近年來在南韓邊境的平澤，大舉擴張軍事基地，南韓國防部代為徵收大片的農地，趕走當地的農民。
事實上，民族的利益衝突、國際政治的權力鬥爭等等問題，使得和平的實踐也極為複雜。有許多人都持悲觀主義，認為真正的和平是不可能的，因為現實裡有太多問題難以解決。在課程裡頭的某一章，曾提到利用基督教的精神，「要去愛你的敵人，為敵人祈禱」，去終止仇恨的循環，但是，裡面同時提出一個極端的例子，對於一個在巴格達的年輕人，他的全家人都在轟炸中死光了，你要他如何去愛他的敵人？……像這樣極為矛盾的問題，我們的生命中是否也曾面臨到、而當初是用什麼方法去解決的呢？如果今天換成是我們生活在戰爭底下，該如何去面對衝突與仇恨？……
種種的思考，幫助我們從自身的環境、生命經驗去進行反思。這是平常少有的經驗，從課程的安排可以看得出來，裡頭結合了假設在進行和平教育所可能面臨的矛盾跟衝突，很可惜這次無法到達巴米揚的村莊進行和平教育工作，否則那將是一個在思考與實踐上，非常具有挑戰性的過程。
這次來到阿富汗的各個國家的人，包括當地人，分別有著個人的特質，尤其對於和平也有自己的想法，彼此之間都能從別人身上找到學習的地方。
一位從美國來的麥克（Michel），帶著某種贖罪的姿態來到這個營隊，當初他在美國服兵役，就是管理派遣到伊拉克、阿富汗美國兵的相關單位，當我們來到阿富汗的第一天，他就說：「我是一個美國人，我反對美國侵略阿富汗。」。
和麥克一樣來自美國，而且都是虔誠天主教徒的帕克（Paco），大學時代主修神學與電影，也是這次的營隊主辦人之一。事實上，Frontiers的工作人員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聽起來宗教的氣氛非常濃厚，但是實際上，他們並不會去主導討論的方向，整個討論的過程是很自由的辯論，帕克本身無疑比較像無政府主義者，他常常嘲諷國界、國籍、族群的分別，造成人與人之間的對立。帕克住在阿富汗將近兩年了，說著一口流利的當地話，從巴米揚的教育工作中，讓他體會到，對於和平的實踐方式，如果將希望寄託在少數政治人物身上，結果往往是失望，和平應該是由下而上的，在某個農夫、小孩身上，從教育做起，才更具實踐的可能性。
當然，來自當地人的聲音，是更具有意義的。我們的一個阿富汗朋友，叫做Mustafa，是去年2006年一起到巴米揚的義工。我們問到，為什麼他會想到Frontiers當義工，他說：「他們都是我的同胞，我有義務幫他們的忙，更何況我過的比他們好。」和平營還有許多像他這樣熱血的阿富汗年輕人。像Tamin、Ali、Amanula等等，他們可以說是阿富汗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對於自己國家的命運也有著清楚的看法：「沒有人會喜歡美國人，因為大家都知道，他們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來。」戰爭所帶來的災難，最大的受害者通常是當地的人民。透過阿富汗當地人飽受戰亂的歷史經驗，與實際的生活感受，誰是戰爭背後的得利者，往往輕易就能看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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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遲緩中心的義工經驗
到巴米揚的計畫取消後，我選擇在喀布爾市中心，一間由義大利教會所贊助的「發展遲緩兒中心」，和日本的Mayoko、喬治亞的Natalia和韓國的Su Jin，擔任義工老師，替小朋友帶活動以及協助老師教學。前後待了將近兩個星期，中間還得扣掉「阿-巴和評論談」( Jirga )期間全國放假五天。這段時間讓我學習到，與不同語言、文化下的小朋友互動的經驗；認識許多小朋友的家庭社會背景，和他/她們的個性、成長的過程。老師後來還接受我們的邀請，到Frontiers的辦公室來一起用餐，進行交流。另外，在學校的生活，還帶給了我包括對於阿富汗基礎教育需求與現實社會環境的種種感受。
在學校主要有三位專任的老師。兩位年紀稍長的女士，Jamina、Razia，都是從巴基斯坦來的，另一位22歲的Sara，她在學校教書，同時也在「牛津大學喀布爾分校」念商業（Business），她本身也是阿富汗人，11歲以前是在巴基斯坦長大和受教育，家庭背景還算不錯。
學校裡頭有13位小朋友，年齡大概在6到～12歲的「學齡前」兒童，他們或多或少都在學習能力上，與一般的小孩不同，需要多一點時間去學習一般的生活基本技能。
有一位小朋友叫Zaby，最讓我印象深刻。他的身高體型，看起來像是三歲的小朋友，但是實際上他已經九歲了，他的骨骼發育上比別人慢，平常走路需要輔助架。Zaby個性非常內向害羞，其它同學常常會主動照顧他，我在協助他進出教室或帶他上廁所經過幾次之後，每到中午吃飯時間，他會主動爬到我身邊一起吃飯，偶而用達利語（Dali）跟我說著悄悄話。沒想到我們就這樣變成好朋友了。
另一位身材比較高壯的小朋友，叫做Baktash，平常很好動愛玩。第一天到學校時，我猜想他是那種會在班上欺負其它同學的，但是，後來我立刻發現我的偏見太嚴重了！事實上，他常常會主動去扶Zaby走路，看起來就像Zaby的哥哥一樣；有時候，其它小朋友之間起爭執，他還會去把被欺負的一方拉開，主持公道，要對方不要欺負他/她。
跟老師聊天的過程中，我也聽說了許多關於小朋友家裡的故事。
有個小朋友，他只來過學校兩次，每次都只是經過學校，送一小包糖果請Sara老師吃，讓老師感到很開心，我注意到，這位小朋友的右手臂都是燙傷的疤痕。Sara老師說，他叫Mohammed。他的爸爸原本是一名醫生，在塔利班執政時入獄並遭到虐待，被打得腦部受創，出獄之後已經認不得自己的家人，每天活在恐懼之中，而且還需要家人餵食。而Mohammed手上的燙傷，則是燒開水時被滾燙的水燙傷。
這是我第一次親自聽到關於「塔利班受害家屬」的故事，於是我興起到他的家中去拜訪的念頭。我試著問老師，是否有機會去拜訪他，或者其他小朋友的家？不過，老師認為這恐怕不太方便……不過我還是透過老師們，聽到了更多的故事……。
有一天放學，Zaby的阿姨來學校接他，我一看到他的阿姨感到很驚訝，因為她有著中國人的臉孔，我立刻聯想到的是在阿富汗境內的蒙古族後裔---哈扎拉族。結果的確是。藉由老師幫忙翻譯，我跟zaby的阿姨聊聊關於他們家。原來，Zaby在被爸媽送到這間學校前，他和四歲的妹妹，平常都被鎖在家裡。爸爸在當警衛，媽媽則做幫傭，從事的都是底層勞動。
在無法用語言溝通的情況下，我跟小朋友之間透過比手劃腳，也建立起師生的感情。一個好動的小朋友叫Sidik，他很愛爬到我背上來。另外一個女孩叫Tirina，她容易情緒暴躁去打人，她也時常要求我背她。事實上，和小朋友親切的肢體接觸，其實是一種很好的溝通教育方式，例如Tirina在克制不住去打人或破壞別人的東西時，老師會走向前去握住她的雙手，抱住她、輕拍她的背，帶她到旁邊去，慢慢地讓她情緒緩和下來。然而，老師還是會提醒我們，平常對小朋友的「背背」、「抱抱」還是盡量不要，因為這樣會寵壞他們……。畢竟，我們幾個人，只是短期的義工老師，等到我們離開之後，如果讓小朋友感受到「之前的老師」對他/她們比較好，提供了很多自由的空間，很可能會造成原來的老師們在管教上的困擾。
關於課程上，我跟其它伙伴一起帶的活動，通常是很簡單的團體遊戲、唱歌加動作的教學，還有摺紙、用色筆畫圖等等內容。這些教學的過程很有趣，不僅我們自己在嘗試中學習，小朋友也常常意猶未盡。有時候，老師也來請教我們一些例如摺紙的方法，作為以後教學用。
除了室內的活動外，我們也陪小朋友在戶外遊戲，有足球、飛盤、鞦韆蹺蹺板等等。有幾次還放起了風箏，學校的警衛也常常會大家一起玩，記得有一次，不知道哪裡弄來的風箏，他非常很熟練，三兩下風箏就成功地飛在空中了。街坊附近通常也會有小朋友在玩，因此，天空中時常有好幾個風箏一起飛翔。
據說在阿富汗教育當局的五年基礎教育計畫裡，以這間學校作為學齡前的教學模範參考，如果推行得成功，也許將來會有更多的兒童能夠接受基礎教育。不過，令人擔憂的是，阿富汗的戰亂環境將不利於教育的發展。
在學校的日子裡，幾乎每天都會有軍用直昇機在空中飛過去，偶爾還會傳來遠方清地雷時的爆炸聲……。將來阿富汗學校教育的改善，需要政治環境的配合，否則對於小朋友來說，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反差太大，他們在踏出社會之後，很可能又得隨著環境的宿命，無奈地陷入衝突與仇恨的循環裡……。因此，基礎教育的發展，應該要與和平的工作同時並進，才能給阿富汗的下一代，一個可以預見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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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下，阿富汗社會中的外國人
在喀布爾，有非常多的外國人，不管來自亞洲的韓國人，或者歐美許多國家的人，通常由於該國有對阿富汗駐軍並提供所謂的援助，連帶的到這裡經商、工作、人道救援或其它種種目的，還有些人是到這裡接受教育的。
無論如何，這些外國人多少都會擁有某些連結方式，比方說教會、商會，或者像韓國在喀布爾郊區，有間私人的「Guest House」，提供韓國人住宿與聯誼，老闆是位足球教練，在附近的「韓國-阿富汗職業訓練學校」帶足球隊。透過類似這樣的聯繫管道，外國人在異鄉可以彼此互相協助。
另外，還有一間「國際教會」（International Church），每個禮拜五做禮拜（因為伊斯蘭國家，星期五是每個星期的週末假日，入境隨俗，因此「禮拜日」在星期五）都聚集了來自各國的基督教徒，一起唱詩歌、祈禱、分享福音與交流聚會，同時他們也會為韓國的人質，甚至包括他們的敵人---塔利班祈禱，祈禱和平早日降臨。做完禮拜之後，許多人會到附近一間外國人經營的網咖消費。我也到過「國際教會」兩次，並且在結束後去網咖寫信。
8月9日～13日，喀布爾市區特別緊張，這一段期間，阿富汗與巴基斯坦舉行和平論談（在阿富汗稱Jirga），市中心一帶形同戒嚴，每輛車都必須改道，或者面臨許多路口軍人的攔車檢查。甚至阿富汗政府還宣布全國各機關放假。市中心的戒備森嚴，不外乎是為了防範塔利班的汽車炸彈攻擊，尤其巴基斯坦是長期資助塔利班的外國勢力，一旦巴基斯坦與阿富汗目前的政府妥協，便象徵塔利班將失去有力的外援，因此阿富汗軍方才會如此重視。
即使外面情況有點糟，8月11日那天清晨，我們（Dami、Yungdo、Hamin與我）一起到那間「韓國-阿富汗職業訓練學校」，跟他們的足球隊一起踢球。這天，剛好是「阿-巴和平論談」的第三天，我們跟足球隊踢完足球之後，又前往國際教會，後來有一位俄國裔的韓國朋友，她找我們幾個人去打排球，地點在一個美國蓋的「喀布爾國際學校」裡頭。
在走進這間學校之前，巷子入口是美國軍人當警衛，沿著巷子走進去，放置了兩、三個非常厚重的防爆沙袋做為路障，這種大型沙袋，跟美軍基地使用的一模一樣，可以阻擋炸彈的爆炸威力，顯然做為外國人唸書的地方是備受保護的。
以上是我所看到的——阿富汗的「外國人」的現況——毋寧是在種種安全的戒護下，才能在戰爭下緊張的環境中安穩的生活。當然，我自己本身也是所謂的外國人之一，關於我自身意識到作為「外國人」角色的經驗也不少。
8月7日那天，我們開車經過一個地方看起來戒備森嚴，我好奇拿起相機對著窗外拍照，沒想到我們的車子隨即被阿富汗軍人攔下來，而我跟Paco則被帶進裡頭搜身盤問。原來，那個地方是美軍基地，裡面有一層層巨型沙袋的安全防護。所幸，因為車上所拍的照片，在被攔下來的時候，被我機警地刪掉了，所以裡頭的美國大兵找不到證據，過了約半個小時只好把我放出來，過程中對我的態度還蠻友善的。一位看起來很年輕的美國大兵，帶我出來外面之後，還順便問我記不記得是哪一位阿富汗人將我們攔下來，似有指責那位阿富汗人抓錯人的意思。
後來想想，如果我今天的身份，是蓄著大鬍子的「中東人」臉孔，我還會受到這種「禮遇」嗎？聽說在美國境內的機場，就常常發生類似的事情：有許多「中東」臉孔的人，無緣無故遭到長時間拘留、盤問，只因為他們是伊斯蘭教徒，可能是「恐怖份子」的機會很高……？！
從阿富汗的社會情況來說，我們透過韓國的Frontiers組織在市區租借的辦公室，讓我們可以相對「安全地」進行NGO的服務工作，而辦公室所在的地區，是喀布爾的市中心，也是所謂的高級住宅區，這種高級表現在治安、水、電等基本條件無虞，而這些條件是喀布爾郊區的貧民所無法享有的。
喀布爾的貧民大多沒有土地所有權，他們得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山坡地一帶。在外國勢力進駐之後，農民失去土地，農地變成建地，市中心地價翻漲，許多嶄新的、具有波斯風格的房子，通常蓋給外國或本地有錢人住，一般窮人是住不起的。從喀布爾周圍較高的地方俯瞰「喀布爾城」的山坡地地區，密密麻麻的土造房子，都是窮人的住宅區，居民的教育、乾淨的水資源都很缺乏，許多人包括兒童，不僅淪為乞丐，同時還得暴露在美國所帶來新的危險衝突環境之中。
這些社會矛盾，在戰爭之後，不僅包含在阿富汗社會本身原有的種族、軍閥與不同教派的衝突，還注入了上層社會新的特權的集中，以及對於一般人民的社會排除。目前，國際社會不乏批評塔利班的聲音，但是對於當前北方聯盟的執政，以及美軍佔領下阿富汗的社會問題，卻很少人關注，這方面或許牽涉到國際媒體受到美國媒體單一化、壟斷化的觀點所影響。因此，藉由檢視外國人在阿富汗所佔有的資源與社會地位，來反思美英聯軍從2001年入侵阿富汗之後，所帶來的社會矛盾，也是突破美國單一觀點的方式之一。
結語
從個人到集體，從生活文化到社會政治，這次的阿富汗和平營充滿了豐富多元的面向。一次遠行，是一次對生命方向選擇的體認。一次國際和平志工的經驗，是未來國際或在地從事和平工作方向的參考。
回來台灣之後，如何從我們的文化脈絡中去尋找生根的方式，我們還在摸索中。然而，無論如何，我們將盡力把這份經驗和更多人分享，並從回饋中學習，為下次的行動做好準備！
前言
阿富汗，到這個地方之前，我們用了許多的符號去想像這個國度，貧窮、戰亂、沙漠、伊斯蘭、追風箏的孩子……。到了阿富汗，我們用了更多的詞彙，去紀錄所謂的真實，對異文化、和平想像的建構，在一個戰爭威脅的環境下。
四月初，正值一個星期的春假，南韓組織The Frontiers的兩位朋友─Song和Kim─來台灣拜訪我們。去年一次的誤打誤撞，我們四個台灣人參加了他們夏日在東帝汶舉辦的和平營隊，雖然短短的一個月活動，卻經營起我們一段持續的友誼。
我們就這麼不期地相遇了。這個夜裡，我們聽Song和Kim講著他們對我們的好奇、鼓勵和感謝，他們講著他們對將來的計畫和目標，他們講著自己的家庭和小孩，他們講著東帝汶、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尼的近況。Song的心是浪漫的、熱情澎湃的，Kim的心則是沉著的、條理分明的。
我看著眼前這兩位年已四十的朋友訴說著理想，心中不禁想著，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無情讓人心變老？還是自己的投降讓自己變老的？他們的外表已充滿歲月的磨練，但心中的熱情竟比我們四個小鬼頭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的夢想，他們的行動，不正是我也想用青春去追求的夢嗎？
春假尾端的下午，我們在機場送走了Song和Kim。一瞬間，突然覺得很輕鬆，我們緩慢地走向停車場，開著車返回台北。回台北的一路上，Mini和我都顯得沉默，除了有種工作結束的放鬆外，彼此也都在想著什麼，而就在一處路口等著紅綠燈時，我開口說了一句話：
「我決定要去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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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前的挑戰與期待
就在Song和Kim回去南韓幾天後，Mini和我確切決定了今年要到阿富汗一趟，於是就這麼的開始了籌備工作。除了準備申請青輔會方案的計畫書，也透過東吳大學人權學程尋找這次的同行夥伴，更重要的是得不斷的與The Frontiers密切聯絡，詢問阿富汗當地情況及簽證事宜。阿富汗之行，就像阿富汗這個地方一樣，充滿許多波折和挑戰。有如一千零一夜裡所述說的故事般，遮蓋著一副神秘面紗。
終於，在詢問了幾個有興趣的同學並經多次討論、協調後，找到了這次共赴阿富汗的夥伴─Mini、Hao、Yu、Leo─一同組成和平遠征隊。接著，挑戰馬上就出現了，我們幾次詢問後發現在台灣是無法辦理阿富汗簽證，台灣在近中東伊斯蘭國家設有的代表處並不多，阿富汗即是其中一個沒有代表處的國家，因此要在台灣直接拿到阿富汗簽證是不可能的事情。於是在與The Frontiers商量之後，我們決定將護照寄至南韓由他們統一申請NGO Worker的簽證。
這是一次漫長的等待，將護照從寄去到拿回，整整等待了一個多月的時間。
等待簽證核准的同時，我們在台灣也沒有停止準備工作，一次次的聚會我們互相分享和討論著各自收集到的相關資訊，從氣候、衣著、飲食、物資到阿富汗歷史、文化、宗教等等事項，都是我們在出發前必須先作的功課。因為我們知道，挑戰從來都不會停止找上我們，所以我們得在台灣就瞭解一些初步的狀況，好讓我們至少可以先順利的與主辦單位碰面。
「你們是不是要考慮等下次再去呀？」黃默老師。
「希望大家都能真實瞭解有多高的危險性，然後決定。請記得人權路要走得長又遠，不能輕易地犧牲哩！」詩諭。
出發前一個月，一封突如其來的外交部公文，打亂了我們準備的步調，黃默老師與人權學程也因此再次與我們商量是否仍舊繼續進行活動。
外交部函
受文者：東吳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96年6月20日
主旨：關於貴校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擬於本（96）年7月21日至8月19日派員赴阿富汗參與「2007阿富汗和平營/世界服務計畫」事，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基於鼓勵國內青年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本案本部前以上揭函同意補助貴校與會學員部分經濟艙機票款新台幣6萬元在案。惟頃據相關單位查告，本案培訓地點阿富汗目前情勢動盪，恐怖主義爆炸及挾持事件頻傳，至今仍列為「紅色」旅遊警示分級國家，建議國人勿宜於此時前往。基於本案與會學員人身安全之考量，爰建議貴校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暫勿派員赴阿富汗參與本案相關之培訓計畫活動。
部長 黃志芳
其實我們可以理解外交部、學程以及老師的擔心，畢竟阿富汗真的很遙遠又高風險，會發生什麼事也說不準，The Frontiers又是習慣性地什麼事都不確定。但是，還是希望大家相信我們，在國際上一片打擊恐怖主義的口號下，我們依舊選擇用自己的眼睛和腳步去感受這個灰色的國度，因為人生就是一場場的賭注，如果因為有風險就怯步，那有很多事情都會做不了，我們是抱著決心和勇氣在往前走。
預定出發日期的前十五天，我們收到從The Frontiers寄來的包裹，我們的護照回來了，而阿富汗簽證就靜靜地躺在簽證欄的某一頁裡，等著我們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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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降落喀布爾，沙漠、荒山與孤寂
7月21日。費了好一番功夫，我們終於找到The Frontiers的工作人員，Paco，白白胖胖的美國人。我趴在車窗看著一幕幕向後飛逝的景物，偶而能和他們四目相接，不過那種感覺就像看紀錄片一樣，只是剛好對上焦距，自己一點臨場感都沒有，因為現在我還只是個觀光客，看著戴小圓帽的阿富汗男性、穿著布卡的女人、軍隊戒守的森嚴、小市集零散的喧囂聲…顛簸的石子路翻攪我胃裡的食物，在我要嘔吐的同時，抵達我們的目的地。
白楊樹排列在街道旁，我們住的房子有扇通向雙扉的鍛鐵大門，大門開啟後車道延伸直通兩戶宅邸，左側就是The Frontiers’ office，我們暫時停留的地方，右側住著一戶富裕的阿富汗家庭。
Hee Eun帶著我去挑選阿富汗當地的服裝換上。阿富汗的傳統服裝，男生和女生的差異不大，都是穿著褲裝，然後再長袍蓋至膝蓋，女生的服裝有亮片圖樣顏色也較鮮艷，還有一條包覆臉部和頸部的圍巾。
7月22日。清晨五點鐘，窗外傳來穆斯林晨禮的祈禱聲。我從睡夢中驚醒，瑟縮在睡袋裡，看著斑駁的天花板，我…真的…真的到阿富汗了。我躡手躡腳地走出房門，身上還穿著睡衣站上陽台，雙手環抱抵抗寒意，眺望山邊的旗幟飄揚，天空晴朗無痕，在我享受早晨的同時我突然瞥見一個人影，嚇的我躲進屋裡，才第一天我就變得入境隨俗。我笑我自己，因為我身穿一件短T和男用四角褲，這樣走出房門是被禁止的，或許被山頭的人影看到，他會因為我的過度裸露對不起阿拉觸犯戒律。
在喀布爾的早晨一共會被吵醒三次。第一次是晨禮祈禱聲，第二次是掠過天空的軍用機，成群結隊不可勝數，我都懷疑是不是戰爭爆發了。第三次是鬧鐘。八點準時QT（因為The Fortifiers 是基督教團體，早晚都有閱讀聖經然後分享討論的時間），早餐是我分配到的工作，很簡單：把飛盤大的Nan餅從圓心剪成數塊小扇形，再煮一大鍋沸水丟進茶葉，一杯熱茶和沾有草莓果醬的Nan餅對我來說就是一種奢求。Training大約一周，這段時間給予志工們熟悉彼此和準備Peace School將表達呈現的課程。
今天我和Leo必須到阿富汗的辦事處去辦理居留。進入之前必須搜身檢查手提包包，我仍記得我被留在檢查哨的物品：翻譯機、隨身藥盒、手機、水瓶和衛生棉條。五項物品的相互關聯很難被找出，就這樣我和它們短暫的分離一下子。替我辦理居留證的是一個阿富汗年輕男性，他說著一口流利的英文，在我低頭填寫居留證的同時，他問我從哪裡來、幾歲了和是否單身。
在伊斯蘭文化中，男女之間的界線壁壘分明，但是他卻稀鬆平常問我許多事關隱私禁忌。因為外國女人在阿富汗是一種很特別的身分。我能夠和阿富汗男性暢談國家與世界；也能和阿富汗女性深談婚姻與家庭。言談中，他們和我們一樣渴望未來，一樣期待和平與真正的寧靜。
7月23日。被塔利班綁架的23名韓籍NGO worker，這事件在阿富汗讓許多的外國人十分震驚也心生恐懼。特別對The Frontiers而言，他們更感同身受。
這裡的天空，常有風箏飛翔，竹子、黏膠、線和紙製成四方形的風箏，在天空旋轉、急降、躍昇、飄揚。我想起The Kite Runner這本小說。哈山也在這片寬廣的天空放風箏嗎？哈札拉族是蒙古人的後裔，塌鼻子黃皮膚，聽說和華人很相似。她們是阿富汗多民族中，最受歧視的一支種族。塔利班坦克車摧毀巴米楊大佛，在戰火之後我們還能找尋和平希望嗎？
在喀布爾受訓的每一天，我們藉著團體活動傳遞和平、團結、合作、尊重和原諒，希望透過教育改變阿富汗的未來。阿富汗基礎建設正在開始：砂石湮飛的道路正在整平準備鋪上柏油、殘破倒塌的房屋正在翻新、孩童的義務教育正上軌道、女性也逐漸能擁有更多的人權。
晚餐時，草蓆上有著當地的主食：米飯和南(Nan)餅，阿富汗人多以手抓飯吃，很少使用餐具。我也試著用手抓飯吃，試圖體驗失去餐具的滋味，原來生活在現代文明下的我，飯粒醬汁沾滿我的衣襟，狼狽的模樣，都讓我莞爾。
睡前，我們一起待在葡萄樹棚下，樹棚垂著一盞金黃色的燈，傳遞出暖暖的光，來自不同國度的志工，分享不同的故事，透過分享討論，我們總是更接近彼此，因為認同。
7月24日。Mustafa是阿富汗籍的志工，他負責教我們當地語言Dari語以便於溝通與融入當地生活，因為到了巴米楊村落，有許多的小孩不懂英文，更正確的說，孩童參加Peace Camp主要是為了學習英文。這件事大大的讓我震懾，全球化的腳步迫使我們學習，也許只是因為能夠有更好的待遇與薪資。
23名韓籍NGO workers 綁架事件讓韓國政府決定撤離所有在阿富汗的短期志工，這意味著，和我們一起工作的韓國人都必須離開阿富汗。為了此行，努力的鍛鍊體能、不放棄的爭取經費、說服家人的諒解與認同、克服一切的障礙，這些努力我們每一個人都感同身受，因為我們都為了阿富汗而努力，所以離別是這麼的令人失落。
塔利班將被綁的23名韓籍人質分成七個小隊，讓她們在沙漠中不停的行走，沒有食物也沒有水供給，證實已經有一名人質死亡。
7月25日。The Frontiers決定前往阿富汗北邊的城市Marja Sharif，為將離開阿富汗的韓國人辦理巴基斯坦的簽證，若能順利取得簽證，她們就能夠加入The Frontiers在巴基斯坦的據點，加入新的志工團隊，不至於遣返回韓國。
Demi和Nagiba早上告別了大家，出發到喀布爾北邊的城市Marja Sharif，雖然短短的距離但仍要八個小時的車程，此外在沙漠中還有許多的風險，除了塔利班的威脅還有強盜。
今天TF將所有的志工分配到Tupchi和Fortmasti，我和Mini一起分配到Tupchi，那是一個封閉保守的村鎮，因此到了村莊裡，我們必須更注意子自己的言行舉動，平常我們習以為常的互動接觸，都必須避免，也更需要低調行事。多數居民都以地毯為業，因此每天Peace School結束後，我們將隨著學生到家中幫忙生產地毯的工作。新聞證實，阿富汗政府找到一名韓籍人質屍體，沒有手指。……晚上，我帶領著大家一起祈禱，為被綁架的人質能夠早日平安被釋放；為Demi和Nagiba祈禱，希望她們能平安返回；祈禱生病的志工能夠用意志力抵抗生理上的病痛；祈禱我們遠方的家人不要為了我們而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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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與出發的前一天
7月26日，從7/21日到喀布爾之後，已經過了將近一星期，營隊的訓練來到最後一天，隔天就要出發到巴米揚。這天，所有的人進行分組，預計分別到兩個村莊---Tuchi和Fortmasti，協助和平教育與農耕等工作。透過Paco與Hyann對村子概況的介紹，我們的心情充滿了期待，並且開始建構對於那個地方的想像，Yungdo還放映了去年（2006年）他在巴米揚教小朋友跆拳道的紀錄影片。
關於當地的政治概況，據說Fortmasti這個村子的問題比較需要耐心去面對。村民分成兩個政治勢力，衝突持續了好幾年，原因來自於塔利班執政時期，這裡的居民受到迫害，有一些人因此成為難民，逃離村莊到了巴基斯坦，直到塔利班垮台之後，他們又回到村子。然而，就在他們離開的這段期間，另一些人接收了他們的土地，等到他們回來之後，想要拿回原來自己所屬的土地，於是兩方的人時常進行土地的爭奪。
甚至，小朋友也捲入了大人的戰爭，到Fortmasti當義工老師，有時候可能得解決小朋友之間的紛爭。另外，據說對於外國援助者的進入，兩方居民都不同意任何一邊接受外援，因為一旦任何一方接受外來資源，可能會打破勢力的平衡。就像和尚挑水的故事一樣，結果大家都得不到好處，2003年曾經有國外NGO進入，試圖提供當地農業技術的協助，但是最後也在農地的爭奪問題下，使得NGO被迫退出。
除了政治概況的介紹，也提及一些生活的注意事項。比方說每天早上都會有人輪流分配到巴米揚的市集叫做Borzar，採購當天煮飯的食材，但是因為村子很小，負責採買的人，必須低調一點，否則會引來大家的注意，當然女生也得注意穿著以及交談。總之，如同我們到達喀布爾的第一天開始，不管到任何地方，儘管充滿許多「規矩」，但入境隨俗與尊重當地文化，一直都是我們必需留意的。
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得先做好準備。這個下午，準備的工作分頭進行：除了透過分組的競賽，和許多創意的教學思考，來培養大家團隊的默契。具體的工作也進入最後階段。我分到幫忙清點物資，有些物品是事先詢問過當地村民，看看他們在生活上有需要什麼樣的物資，這次一併帶過去；有些則是我們自己炊事或工作所要用的東西。在一樓樓梯堆放物資的地方，我一邊清點著物品，一邊想著該怎麼去面對村子的各種挑戰，還有接下來的兩個星期，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二樓有許多人在曬睡袋，並開始打包行李，感覺得到大家既興奮又期待，不過今晚還得早點睡，因為隔天清晨四點就要搭巴士出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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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營計畫的改變與危機處理
然而，就在7/26這天晚上，我們得到韓國大使館的消息：由於阿富汗政府拒絕與塔利班談判，因此塔利班宣布，所有離開喀布爾的外國人，都有可能是他們綁架的對象。於是，阿富汗總統卡爾札伊，禁止外國人由陸路（可以搭飛機）離開喀布爾。
大家一聽到這項消息，立刻像洩了氣的皮球，因為所有的期待突然間落空了，而接下來的計畫也得全部改變。如果選擇搭飛機，機票又太貴了，不是每個人都能負擔得起。於是，「接下來該怎麼辦？」，成了大家焦慮的來源。
事實上，所謂的志工營隊都具有某種目標，不管是團體的或個人的也好，透過追求某個目標的過程，因此產生意義。更何況像我們費了很多功夫，好不容易才從台灣來到阿富汗，這個機會對我們來說是非常可貴的。於重新去尋找目標，這是在阿富汗和平營無法離開喀布爾的情況下，所積極思考的問題。
主辦單位Frontier花了很多心思去尋找替代方案，他們從過去在喀布爾所認識的NGO團體去幫我們牽線。例如，他們認識來自哈爾濱的中國人，很快的，我們在那個週末7/28（六）就去拜訪他們。從同文同種的親切感中，我們不僅吃到熟悉的水餃與蒜味醬油，並且很愉快的聊了一個下午，交換許多對於阿富汗的經驗，甚至兩岸的政治。
另外，來自印度，由德雷莎修女所建立的博愛之家（Charity House）、還有，由義大利基督教團體（Cartas Italina-PBK）興建的「發展遲緩兒中心」（Educational Centre for Developmental Delayed Children），都是提供我們留在喀布爾，選擇作為替代的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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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圖像的建構
整個和平營的每一天晚上，在結束晚餐之後，就是所謂的討論時間（Discussing Time），時間通常進行1～2個小時左右，大致上的流程是
1、大家一起唱歌。
2、對於當天所發生的事情，每個人發表感想。
3、依照「營隊指導手冊」（Peace Camp Guide Book）安排好的課程，進行討論，大多是思考如何解決衝突，帶來和平。關於和平的思考，第一個禮拜的訓練期間，更是密集的進行，並同時思考作為實踐，放進教育課程裡頭。
這個討論時間，對於整個營隊來說，非常具有意義。首先，這是一個提供大家對於行動反思的機會。這裡不得不提一下，在台灣參加營隊有一種怪現象，那就是所謂拓展人脈、充實自己的經驗往往被擺第一，甚至是為了證書，以後推徵、考試方便；至於，行動的精神與內涵，或者這個營隊所設定要達到的目的，卻是其次的。因此，我們應該時常反思自己的行動，才能對行動中所看到的事情進行判斷。
再來，討論時間也提供了我們對於和平圖像的建構。營隊有來自韓國、美國、喬治亞、日本、德國、阿富汗與台灣，我們常常會以自己國內所面臨的衝突問題，提出來跟大家討論。
有時候在別的國家所發生的問題，聽別人說起來，彷彿就像自己國家所發生的一樣，彼此產生共鳴。例如，我們台灣的會提到政府對美國花大錢購買大量的武器，尋求保護，如果不買還會被美國恐嚇：到時候安全自己負責。因此我們調侃自己說，美國是我們台灣的老闆。這時候，南韓的朋友則會說，他們是美國的兒子。因為美國是直接在南韓境內駐軍，感覺更是強烈，甚至美國近年來在南韓邊境的平澤，大舉擴張軍事基地，南韓國防部代為徵收大片的農地，趕走當地的農民。
事實上，民族的利益衝突、國際政治的權力鬥爭等等問題，使得和平的實踐也極為複雜。有許多人都持悲觀主義，認為真正的和平是不可能的，因為現實裡有太多問題難以解決。在課程裡頭的某一章，曾提到利用基督教的精神，「要去愛你的敵人，為敵人祈禱」，去終止仇恨的循環，但是，裡面同時提出一個極端的例子，對於一個在巴格達的年輕人，他的全家人都在轟炸中死光了，你要他如何去愛他的敵人？……像這樣極為矛盾的問題，我們的生命中是否也曾面臨到、而當初是用什麼方法去解決的呢？如果今天換成是我們生活在戰爭底下，該如何去面對衝突與仇恨？……
種種的思考，幫助我們從自身的環境、生命經驗去進行反思。這是平常少有的經驗，從課程的安排可以看得出來，裡頭結合了假設在進行和平教育所可能面臨的矛盾跟衝突，很可惜這次無法到達巴米揚的村莊進行和平教育工作，否則那將是一個在思考與實踐上，非常具有挑戰性的過程。
這次來到阿富汗的各個國家的人，包括當地人，分別有著個人的特質，尤其對於和平也有自己的想法，彼此之間都能從別人身上找到學習的地方。
一位從美國來的麥克（Michel），帶著某種贖罪的姿態來到這個營隊，當初他在美國服兵役，就是管理派遣到伊拉克、阿富汗美國兵的相關單位，當我們來到阿富汗的第一天，他就說：「我是一個美國人，我反對美國侵略阿富汗。」。
和麥克一樣來自美國，而且都是虔誠天主教徒的帕克（Paco），大學時代主修神學與電影，也是這次的營隊主辦人之一。事實上，Frontiers的工作人員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聽起來宗教的氣氛非常濃厚，但是實際上，他們並不會去主導討論的方向，整個討論的過程是很自由的辯論，帕克本身無疑比較像無政府主義者，他常常嘲諷國界、國籍、族群的分別，造成人與人之間的對立。帕克住在阿富汗將近兩年了，說著一口流利的當地話，從巴米揚的教育工作中，讓他體會到，對於和平的實踐方式，如果將希望寄託在少數政治人物身上，結果往往是失望，和平應該是由下而上的，在某個農夫、小孩身上，從教育做起，才更具實踐的可能性。
當然，來自當地人的聲音，是更具有意義的。我們的一個阿富汗朋友，叫做Mustafa，是去年2006年一起到巴米揚的義工。我們問到，為什麼他會想到Frontiers當義工，他說：「他們都是我的同胞，我有義務幫他們的忙，更何況我過的比他們好。」和平營還有許多像他這樣熱血的阿富汗年輕人。像Tamin、Ali、Amanula等等，他們可以說是阿富汗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對於自己國家的命運也有著清楚的看法：「沒有人會喜歡美國人，因為大家都知道，他們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來。」戰爭所帶來的災難，最大的受害者通常是當地的人民。透過阿富汗當地人飽受戰亂的歷史經驗，與實際的生活感受，誰是戰爭背後的得利者，往往輕易就能看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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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遲緩中心的義工經驗
到巴米揚的計畫取消後，我選擇在喀布爾市中心，一間由義大利教會所贊助的「發展遲緩兒中心」，和日本的Mayoko、喬治亞的Natalia和韓國的Su Jin，擔任義工老師，替小朋友帶活動以及協助老師教學。前後待了將近兩個星期，中間還得扣掉「阿-巴和評論談」( Jirga )期間全國放假五天。這段時間讓我學習到，與不同語言、文化下的小朋友互動的經驗；認識許多小朋友的家庭社會背景，和他/她們的個性、成長的過程。老師後來還接受我們的邀請，到Frontiers的辦公室來一起用餐，進行交流。另外，在學校的生活，還帶給了我包括對於阿富汗基礎教育需求與現實社會環境的種種感受。
在學校主要有三位專任的老師。兩位年紀稍長的女士，Jamina、Razia，都是從巴基斯坦來的，另一位22歲的Sara，她在學校教書，同時也在「牛津大學喀布爾分校」念商業（Business），她本身也是阿富汗人，11歲以前是在巴基斯坦長大和受教育，家庭背景還算不錯。
學校裡頭有13位小朋友，年齡大概在6到～12歲的「學齡前」兒童，他們或多或少都在學習能力上，與一般的小孩不同，需要多一點時間去學習一般的生活基本技能。
有一位小朋友叫Zaby，最讓我印象深刻。他的身高體型，看起來像是三歲的小朋友，但是實際上他已經九歲了，他的骨骼發育上比別人慢，平常走路需要輔助架。Zaby個性非常內向害羞，其它同學常常會主動照顧他，我在協助他進出教室或帶他上廁所經過幾次之後，每到中午吃飯時間，他會主動爬到我身邊一起吃飯，偶而用達利語（Dali）跟我說著悄悄話。沒想到我們就這樣變成好朋友了。
另一位身材比較高壯的小朋友，叫做Baktash，平常很好動愛玩。第一天到學校時，我猜想他是那種會在班上欺負其它同學的，但是，後來我立刻發現我的偏見太嚴重了！事實上，他常常會主動去扶Zaby走路，看起來就像Zaby的哥哥一樣；有時候，其它小朋友之間起爭執，他還會去把被欺負的一方拉開，主持公道，要對方不要欺負他/她。
跟老師聊天的過程中，我也聽說了許多關於小朋友家裡的故事。
有個小朋友，他只來過學校兩次，每次都只是經過學校，送一小包糖果請Sara老師吃，讓老師感到很開心，我注意到，這位小朋友的右手臂都是燙傷的疤痕。Sara老師說，他叫Mohammed。他的爸爸原本是一名醫生，在塔利班執政時入獄並遭到虐待，被打得腦部受創，出獄之後已經認不得自己的家人，每天活在恐懼之中，而且還需要家人餵食。而Mohammed手上的燙傷，則是燒開水時被滾燙的水燙傷。
這是我第一次親自聽到關於「塔利班受害家屬」的故事，於是我興起到他的家中去拜訪的念頭。我試著問老師，是否有機會去拜訪他，或者其他小朋友的家？不過，老師認為這恐怕不太方便……不過我還是透過老師們，聽到了更多的故事……。
有一天放學，Zaby的阿姨來學校接他，我一看到他的阿姨感到很驚訝，因為她有著中國人的臉孔，我立刻聯想到的是在阿富汗境內的蒙古族後裔---哈扎拉族。結果的確是。藉由老師幫忙翻譯，我跟zaby的阿姨聊聊關於他們家。原來，Zaby在被爸媽送到這間學校前，他和四歲的妹妹，平常都被鎖在家裡。爸爸在當警衛，媽媽則做幫傭，從事的都是底層勞動。
在無法用語言溝通的情況下，我跟小朋友之間透過比手劃腳，也建立起師生的感情。一個好動的小朋友叫Sidik，他很愛爬到我背上來。另外一個女孩叫Tirina，她容易情緒暴躁去打人，她也時常要求我背她。事實上，和小朋友親切的肢體接觸，其實是一種很好的溝通教育方式，例如Tirina在克制不住去打人或破壞別人的東西時，老師會走向前去握住她的雙手，抱住她、輕拍她的背，帶她到旁邊去，慢慢地讓她情緒緩和下來。然而，老師還是會提醒我們，平常對小朋友的「背背」、「抱抱」還是盡量不要，因為這樣會寵壞他們……。畢竟，我們幾個人，只是短期的義工老師，等到我們離開之後，如果讓小朋友感受到「之前的老師」對他/她們比較好，提供了很多自由的空間，很可能會造成原來的老師們在管教上的困擾。
關於課程上，我跟其它伙伴一起帶的活動，通常是很簡單的團體遊戲、唱歌加動作的教學，還有摺紙、用色筆畫圖等等內容。這些教學的過程很有趣，不僅我們自己在嘗試中學習，小朋友也常常意猶未盡。有時候，老師也來請教我們一些例如摺紙的方法，作為以後教學用。
除了室內的活動外，我們也陪小朋友在戶外遊戲，有足球、飛盤、鞦韆蹺蹺板等等。有幾次還放起了風箏，學校的警衛也常常會大家一起玩，記得有一次，不知道哪裡弄來的風箏，他非常很熟練，三兩下風箏就成功地飛在空中了。街坊附近通常也會有小朋友在玩，因此，天空中時常有好幾個風箏一起飛翔。
據說在阿富汗教育當局的五年基礎教育計畫裡，以這間學校作為學齡前的教學模範參考，如果推行得成功，也許將來會有更多的兒童能夠接受基礎教育。不過，令人擔憂的是，阿富汗的戰亂環境將不利於教育的發展。
在學校的日子裡，幾乎每天都會有軍用直昇機在空中飛過去，偶爾還會傳來遠方清地雷時的爆炸聲……。將來阿富汗學校教育的改善，需要政治環境的配合，否則對於小朋友來說，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反差太大，他們在踏出社會之後，很可能又得隨著環境的宿命，無奈地陷入衝突與仇恨的循環裡……。因此，基礎教育的發展，應該要與和平的工作同時並進，才能給阿富汗的下一代，一個可以預見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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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下，阿富汗社會中的外國人
在喀布爾，有非常多的外國人，不管來自亞洲的韓國人，或者歐美許多國家的人，通常由於該國有對阿富汗駐軍並提供所謂的援助，連帶的到這裡經商、工作、人道救援或其它種種目的，還有些人是到這裡接受教育的。
無論如何，這些外國人多少都會擁有某些連結方式，比方說教會、商會，或者像韓國在喀布爾郊區，有間私人的「Guest House」，提供韓國人住宿與聯誼，老闆是位足球教練，在附近的「韓國-阿富汗職業訓練學校」帶足球隊。透過類似這樣的聯繫管道，外國人在異鄉可以彼此互相協助。
另外，還有一間「國際教會」（International Church），每個禮拜五做禮拜（因為伊斯蘭國家，星期五是每個星期的週末假日，入境隨俗，因此「禮拜日」在星期五）都聚集了來自各國的基督教徒，一起唱詩歌、祈禱、分享福音與交流聚會，同時他們也會為韓國的人質，甚至包括他們的敵人---塔利班祈禱，祈禱和平早日降臨。做完禮拜之後，許多人會到附近一間外國人經營的網咖消費。我也到過「國際教會」兩次，並且在結束後去網咖寫信。
8月9日～13日，喀布爾市區特別緊張，這一段期間，阿富汗與巴基斯坦舉行和平論談（在阿富汗稱Jirga），市中心一帶形同戒嚴，每輛車都必須改道，或者面臨許多路口軍人的攔車檢查。甚至阿富汗政府還宣布全國各機關放假。市中心的戒備森嚴，不外乎是為了防範塔利班的汽車炸彈攻擊，尤其巴基斯坦是長期資助塔利班的外國勢力，一旦巴基斯坦與阿富汗目前的政府妥協，便象徵塔利班將失去有力的外援，因此阿富汗軍方才會如此重視。
即使外面情況有點糟，8月11日那天清晨，我們（Dami、Yungdo、Hamin與我）一起到那間「韓國-阿富汗職業訓練學校」，跟他們的足球隊一起踢球。這天，剛好是「阿-巴和平論談」的第三天，我們跟足球隊踢完足球之後，又前往國際教會，後來有一位俄國裔的韓國朋友，她找我們幾個人去打排球，地點在一個美國蓋的「喀布爾國際學校」裡頭。
在走進這間學校之前，巷子入口是美國軍人當警衛，沿著巷子走進去，放置了兩、三個非常厚重的防爆沙袋做為路障，這種大型沙袋，跟美軍基地使用的一模一樣，可以阻擋炸彈的爆炸威力，顯然做為外國人唸書的地方是備受保護的。
以上是我所看到的——阿富汗的「外國人」的現況——毋寧是在種種安全的戒護下，才能在戰爭下緊張的環境中安穩的生活。當然，我自己本身也是所謂的外國人之一，關於我自身意識到作為「外國人」角色的經驗也不少。
8月7日那天，我們開車經過一個地方看起來戒備森嚴，我好奇拿起相機對著窗外拍照，沒想到我們的車子隨即被阿富汗軍人攔下來，而我跟Paco則被帶進裡頭搜身盤問。原來，那個地方是美軍基地，裡面有一層層巨型沙袋的安全防護。所幸，因為車上所拍的照片，在被攔下來的時候，被我機警地刪掉了，所以裡頭的美國大兵找不到證據，過了約半個小時只好把我放出來，過程中對我的態度還蠻友善的。一位看起來很年輕的美國大兵，帶我出來外面之後，還順便問我記不記得是哪一位阿富汗人將我們攔下來，似有指責那位阿富汗人抓錯人的意思。
後來想想，如果我今天的身份，是蓄著大鬍子的「中東人」臉孔，我還會受到這種「禮遇」嗎？聽說在美國境內的機場，就常常發生類似的事情：有許多「中東」臉孔的人，無緣無故遭到長時間拘留、盤問，只因為他們是伊斯蘭教徒，可能是「恐怖份子」的機會很高……？！
從阿富汗的社會情況來說，我們透過韓國的Frontiers組織在市區租借的辦公室，讓我們可以相對「安全地」進行NGO的服務工作，而辦公室所在的地區，是喀布爾的市中心，也是所謂的高級住宅區，這種高級表現在治安、水、電等基本條件無虞，而這些條件是喀布爾郊區的貧民所無法享有的。
喀布爾的貧民大多沒有土地所有權，他們得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山坡地一帶。在外國勢力進駐之後，農民失去土地，農地變成建地，市中心地價翻漲，許多嶄新的、具有波斯風格的房子，通常蓋給外國或本地有錢人住，一般窮人是住不起的。從喀布爾周圍較高的地方俯瞰「喀布爾城」的山坡地地區，密密麻麻的土造房子，都是窮人的住宅區，居民的教育、乾淨的水資源都很缺乏，許多人包括兒童，不僅淪為乞丐，同時還得暴露在美國所帶來新的危險衝突環境之中。
這些社會矛盾，在戰爭之後，不僅包含在阿富汗社會本身原有的種族、軍閥與不同教派的衝突，還注入了上層社會新的特權的集中，以及對於一般人民的社會排除。目前，國際社會不乏批評塔利班的聲音，但是對於當前北方聯盟的執政，以及美軍佔領下阿富汗的社會問題，卻很少人關注，這方面或許牽涉到國際媒體受到美國媒體單一化、壟斷化的觀點所影響。因此，藉由檢視外國人在阿富汗所佔有的資源與社會地位，來反思美英聯軍從2001年入侵阿富汗之後，所帶來的社會矛盾，也是突破美國單一觀點的方式之一。
結語
從個人到集體，從生活文化到社會政治，這次的阿富汗和平營充滿了豐富多元的面向。一次遠行，是一次對生命方向選擇的體認。一次國際和平志工的經驗，是未來國際或在地從事和平工作方向的參考。
回來台灣之後，如何從我們的文化脈絡中去尋找生根的方式，我們還在摸索中。然而，無論如何，我們將盡力把這份經驗和更多人分享，並從回饋中學習，為下次的行動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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